武器和希臘人

作者：David Kopel 柯大為

創始人沒有從稀薄的空氣中祈求擁有武器的權力，他們從西方文明的創始人那裏瞭解到它的價值

美國政府共和國形式的創造者在進行當時並沒有制定一切。美國政治哲學-包括保持和擁有武器的權力-完全基於歷史的經驗及遍及18世紀英國的古希臘哲學巨著。

獨立宣言是源自於湯瑪士傑佛遜所稱之『公眾權力的入門書籍，如亞里斯多德、西塞羅、洛克及西德妮等』-亞里斯多德（對西方文明最具影響力的哲學家）對關於擁有武器的權力說了什麼? 許多直到今天都是正確的。

亞里斯多德是柏拉圖的一個學生，在雅典外的柏拉圖學院研究

美國共和國的創始人非常熟悉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兩人的著作。當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在許多事上的看法上產生分歧時，他們就擁有武器對一個社會政治結構的重要性卻意見一致：誰控制了武器誰就控制了政府。

柏拉圖最偉大的政治哲學著作是著於西元前四世紀的第一部“共和國”。柏拉圖就為什麼社會總是從寡頭政治（由一群富有的中堅份子統治）發展到民主政治（由人民統治）再發展到專制統治（由一個人統治）的原理進行了闡述。而其中每一步驟都說明擁有武器是不可或缺的。

在寡頭政治「他們隨後立法規定一筆固定的金額作為公民身份資格使用；這筆基金在某處高一點，在另一處就低一點，因為寡頭政治或多或少排外；他們不允許任何財產低於固定金額的人擁有政府的任何股份，這些改變了對於武器力量的章程，如果脅迫尚不足以造成影響。」（共和國，第八冊—『政府的四個形式』班傑明左維特譯）

柏拉圖指出寡頭政治的一個不利條件：「另一個有損公信力的特點就是，他們無力進行任何戰爭，或是他們武裝了民眾，卻反而比害怕敵人更怕他們；或是，如果在戰鬥中他們不叫他們出來，他們真的是寡頭政治執政者，因為他們很少戰鬥就如同很少統治一般。」

最終，寡頭政治被民主政治所取替，「革命是否透過武器實現，或是恐懼為反對黨退出的主因。」換句話說，是武裝革命還是武裝革命可怕的威脅使寡頭失去了它的權力。但是一段時間後，人們向煽動主義屈服，隨之為暴君的出現。暴君解除其犧牲者的武裝後才開始施以最殘酷的暴政。在“共和國”一系列師生對話中，老師解釋道：「然後父母（人民）會發現一個怪物一直被養育在他的懷裏；但當他想把他趕走的時候，他卻發現自己太弱而他的兒子（暴君）太強。」

學生：「為什麼，你的意思是說暴君會使用暴力嗎？什麼！如果他妨礙他，他就打他的爸爸？」
老師：「是的，他會的，第一步就是逼他放下武器。」

柏拉圖理想的國家，專制君主的一人統治被哲人王的一人統治所取代。王使用專業軍隊/員警階級-使每一個人遵守規定的守護者。像前蘇聯人民，柏拉圖理想國家的普通人民將定期接受武器使用訓練（每月一次），但是沒有擁有武器的權力，武器會被集中儲存在國家軍械庫（柏拉圖，法律）。

在柏拉圖的烏托邦裡，「沒有人（男人或女人）可以不被領導；不管在模擬的戰鬥或真實的戰鬥中沒有人能擁有獨立行動的習慣。和平和戰爭時一樣，我們必須對領導保持注意力和服從。」（法律）
最符合柏拉圖政府原理的國家是近代的新加坡：堅固的控制，國民的整個生活由一個”良好的”國家細心地控制。

柏拉圖的最重要的哲學後代是德國的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83).Hegel提供了法西斯主義的智力基礎，把國家朔造為神聖不侵犯的，個體完全服從國家。（Hegel和柏拉圖在許多其他事件上意見分歧，如觀念基礎，但他們政治本質基本上是相同的）

像柏拉圖一樣，亞里斯多德認為武器是政治權力的基礎來源，但和柏拉圖不一樣的是，他想讓普通人民擁有這個權力。在他的政治書裡，他說：「每一個公民應該工作來維持生活，應該參加政治和立法事務，應該擁有武器。」

另一個哲學家（Hippodamus）希望在技術工，農業和防衛間有一個嚴格的角色區分。亞里斯多德批評其原理說：「但是農夫沒有武器，工匠既沒有武器也沒有土地，因此他們就全變成武士級的奴隸」（亞里斯多德，政治，由班傑明左維特譯）

亞里斯多德認為擁有武器就是擁有政治權力：「當大量的公民以共同的利益管理國家時，政府即通稱為—憲法…..在憲法體制下的國家，戰士有至高的權力，擁有武器者即為公民。」（第三冊，第七章）

亞里斯多德把民主（由人民統治）的發展和製造步兵相關的軍事改革相連：「當城市增加，重武器力量（與騎兵相反）增長，擁有國家更多的股份；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稱之為憲法政府的國家至今被稱為民主國家的原因」（以上引用全部來自於第四冊，第13章）。

無法避免地，控制武器將導向控制國家：「那些可以使用或抵抗暴力的人們會情願被征服是不可能的.....那些持有武器的人總是決定憲法的命運」（第七冊，第9章節）

武器對任何一個好的政府是不可或缺的：「那麼讓我們列舉國家的功能，我們會很容易得出我們想要的….第三，必須有武器，因為社會的成員需要他們，在他們自己的手中既可以保持政權又可以壓制不服從的臣民和抵抗外來侵略。」（第七冊，第13章節）獨裁者總是解除其臣民的武裝並不奇怪：「從寡頭政治到暴君.....都不信任人民，因此剝奪他們的武器。（第五冊，第10章節）」

有時候，解除武裝並非直接完成的，而是透過鼓勵人民忽略武裝訓練。「寡頭政治欺騙人民的手段.....有關。（4）武器的使用；（5）體操訓練；關於『（4）武器的擁有，（5）體操訓練，他們以類似的精神立法（試圖阻止貧窮者參加）。因為窮人沒有權力擁有武器，但富人會因沒有武器而被罰款；同樣方式窮人不會因為沒有參加訓練而被罰，不需害怕他們不參加。但富人很可能被罰因此他們積極參加。』

理論上那些擁有政府重擔的人是那些管理政府的人，亞里斯多德寫道：「政府應該僅限於那些擁有武器的人。」早期的美國共和國本質地反映了這個體制；一群有民兵義務的人基本上就是有資格投票的那群人。

在寫於西元前350年的雅典憲法上，亞里斯多德給了一個19世紀晚期重新發現的雅典城邦的政治歷史，雅典憲法為亞里斯多德的暴君意欲解除人民武裝的理論提供了歷史證據，儘管美國創始人沒有雅典憲法，但通過其他來源，他們亦瞭解到書中所描述的許多政治事件。

在西元前六世紀，一個叫Pisistratus的暴君接管了雅典。亞里斯多德解釋暴君是如何透過他控制的每一個城市人民的武裝解除而獲得絕對的權力：

在Pallene取得戰鬥的勝利後他奪取了雅典，當他解除人民的武裝時他終於安全地建立了他的暴政，並佔領Naxos(一個希臘島嶼)並立Lyadamis為那兒的統治者。他以下列方法解除人民的武裝。他命令全副盔甲的遊行隊伍在Theseum(一個廟)，並開始向人民做演講。他說了一會兒，直到人們反應聽不見，於是隨之他命令他們移至雅典衛城的門口以清楚聽見他的聲音。然後在他對他們說著長篇大論的時候，那些他指定去收集武器並把它們鎖在Theseum的倉裡的人們來了並向他做了一個任務完成的信號。因此，Pisistratus在說完他所要講的話時，他告訴人們他們武器的下落，並請他們不需要緊張和害怕，回家做他們自己的事情，他將來會管理國家的一切事務。（亞里斯多德，雅典憲法第15章節，由Sir Frederic G. Kenyon翻譯）。

附帶地，Pissistratus維持了一個和平的外交政策，「可能是因為他不敢允許雅典公民在主要戰爭中擁有武器」根據大不列顛百科全書，繼Pissitratus之後由他的兒子Hippias繼承。Hippias的弟弟Hipparchus被暗殺。「開始政府找不到任何謀叛的線索；在現在的故事中，Hippias使所有參加遊行隊伍的人離開他們的武器，然後發現那些持有秘密匕首的人，其非事實，因為那時，他們在隊伍中不帶武器，這成了民主政治後期的慣例」（雅典憲法，第18章）。換言之，在隊伍中持有武器是民主政治的一個自由行為，不是一個暴君的行為。

在伯羅奔尼薩人戰爭中雅典被斯巴達擊敗後，斯巴達在西元前404年指定第三任暴君統治雅典。在這個30暴君群中有一個長期的雅典政治家，他和斯巴達協商和平，但他反對三十暴君的極端措施。亞里斯多德解釋三十暴君怎樣鞏固其權力，怎樣裁軍為直接統治的軍事規則鋪路。

於是那三十個決定解除一群人口的武裝並擺脫Theramenes;他們做的方式如下：他們向地方議會提出兩條法律，並命令其通過；其中的第一個是給三十絕對的權力處死任一個不在三千名單上的公民，第二個是取消所有那些幫助破壞Eetioneia堡壘的人，或以任何形式反對過前組織寡頭政治之名流（西元前411年）的人的公民權。Theramenes 兩個都做了，據說這些法律通過時，他被解除其公民權，三十有絕對的權力將他處死。Theramenes就這樣被消除了，他們解除了這三千人以外所有人的武裝，種種作為皆顯示出極大的殘忍和罪惡。他們還派遣大使到Lacedaemonian(斯巴達)誹謗Theramenes的名聲並尋求幫助；古斯巴達人回應他們的請求就派Calilibius作為軍事將領，帶著約七百人的軍隊並佔領了雅典的衛城（第37章）。

根據大不列顛百科全書，「亞里斯多德比任一思想家對西方文明歷史的方向和內容有其決定性的影響力。」擁有武器權力的討論在後來的2400百年一直圍繞著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提出的思想進行著；一方支持無責任的中央政府擁有所有的武器和權力。另一方支持市民持有武器權。不管當代對於槍枝管制之爭論的結果如何（如加拿大的持槍登記，美國的槍封鎖及英國的手槍充公）支持公民自由的朋友們決不能忘記政府控制槍枝行動的結局：堅決使有武裝的市民解除武裝，有時候是從徵收那些自稱自己為政府的人開始的。

English version of this article: Arms and the Greeks. What Plato and Aristotle thought about arms control. Liberty. August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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